幾篇談翻译的文章

白衣

思果论翻译
// 作者：潘震澤    原載 2003/8/6 中副「書海六品」  

几年前思果先生在中副发表了一篇〈理书杂感〉，里头有几句话是这么说的：“我自己写过三本谈翻译的书……我以为自己确有他们没见到的地方，也指出途径，教人注意。……我的研究比他们的认真而切实，历时又久，这是我胜过他们的基本原因。”这段话不禁让我想起 2002 年底中副登过廖玉蕙女士的〈在自谦与自负间摆荡：思果先生访谈录〉，就翻译的理论与实务而言，思果的确有自负的理由。

            思果谈论翻译的著作，笔者手头藏有两本，分别是《翻译研究》（大地，1972）与《翻译新究》（大地，1982）；前一本是笔者大学时代的藏书，1973年的再版，后一本则是留学归国后购置，已是 1989 年的第四版。两本书随笔者漂洋过海，一直常置架上，不时翻阅，也总有新的体认，可谓真正的“良师益友”。或有人以为翻译是不可教、不可学的，但我总认为从事翻译工作的人如果都能读读思果的书，会更清楚翻译究竟是什么一回事，也能够减少一些常见的毛病。

             翻译新手最常见的毛病，就是搞不清楚英文里什么是不用、或是不应该译成中文的。譬如说英文里常见的冠词（一个、一种）、代名词（他、他的、其）、虚词（在、当）、复数（们），及被动语态（被）等，中文通常用不上，不译反而好。这是检验劣译与过得去译文的第一关，也是帮忙润饰译稿的编辑主要的工作项目之一。


            任何从事翻译的人，都会同意不悖离原文，是译文最基本的要求，因此也一直有“直译”与“意译”之争。对思果来说，“翻译就是翻译。好的翻译里有直译，有意译；可直译则直译，当意译则意译。”他又说，“盐化在水里应该是看不见的”，这些话说了似乎等于没说，但思果真正的意思其实是这样的：

我相信中国人写了几千年文章，说了几万年话，用不着跟别人学，也可以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意。遇到说法不同的时候，我就不服气，费力也要找出中文原来的表现法和字眼来。如此而已。倘使别人觉得英文的表现法新奇，他尽管采用好了。……我们如果对英文投降，不必研究什么翻译，怎么方便就怎么译，不必问，“我们中国人表达这个意思，原来是怎么说的？”也不必问，“这句译文像中文吗？”

             所以，思果对译文的要求其实很简单，就是要像中文；思果说他“多年来教翻译，发现自己总在教人写中文。”我自己指导学生写论文，也有同样的经验。好些年前笔者还年轻气盛，在一位硕士生的论文口试中，对着所有在场人士念出论文里好些不合中文的句子，惹得该生泪洒当场；之后，我就只在论文初稿上写下修正建议，不敢当众朗读了。

不过，“什么是好的中文”可能会引起一些争议，因为语言是会变的，也有主观的好恶。思果的两本书里对于中文语法、中文修词、中文禁忌等，都辟有专章解说，里头并有他多年来收集的例句，以及他的修改建议；有心翻译、甚至写作的人士读了这些文章，当能受益。笔者在研究所里开过好些年“科学论文写作”课程，思果先生的书一直都是补充教材。

现下许多年轻一辈的翻译工作者（包括编辑），似乎对于思果的著作感到陌生（一般书店买不到也是原因），他们对翻译工作的许多困扰，其实都可以从书里得到解答。几年前，笔者就在网路书店订购了一本送给合作的编辑，目的当然是希望编辑在改动译文时，更清楚自己在做什么。

思果也说过，“译者都是无名英雄”，得不到太多掌声（这是指译得好的，要是译得差劲，骂名则少不了），甚至翻译的酬劳也是很低的，“拿来和别的专业人士的收入比较，只能算是少量的施舍”。以国内出版业的规模及国人读书买书的风气来看，近期想要提高译稿费似乎不大可能，看来翻译这项专业还有好长的路要走。

对于译者，思果还说过，“智慧比原作者低很多，文字的修养比原作者差很远的，怎么能翻译那人的作品？常人翻译天才作家的作品，结果只有逐字死译，杀死原作者，把活凤凰译成死小鸭！”有心从事翻译的人，能不自我警惕？







附笔一：文章写完后，上网查证，发现《翻译新究》有 2001 年的新版，《翻译研究》也于 2003 年 7 月出了新版，真是读者之福。

附笔二：这篇文章刊出时，思果先生还健在（思果于 2004 年 6 月 8 日于美国家中过世，享年八十六岁）。他见文后，曾托中副编辑转来短简致谢；前辈风范，令人缅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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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/ 引用：http://blog.chinatimes.com/jennt ... 7/11/21/218977.html

白衣

英雄所见不同－－谈人名的翻译
// 作者：潘震澤   

个人自十几年前开始涉足科普书译介以来，由于译文问题，与编辑及翻译同行有过不少意见相左的时刻；然而，读者可能想像不到，许多造成异议及争执的原因，常不是译文本身的问题，而是一些以人名为主的专有名词翻译。举个例子，我翻译的第一本科普书《天才的学徒》里几位主角的译名，像宣能（Shannon）、艾克索罗（Axelrod）及史奈德（Snyder）等，在没有知会我的情形下，给编辑分别改成了薛能、爱梭罗德及史耐德，让我相当不快。

        一定有不少人认为，我小题大作了；他们会说：“玫瑰不论叫什么名字，都还是玫瑰。”我也碰过对译名毫不在乎的人，譬如美国亚特兰大市有个 Emory 大学，我在翻译时用了一位先前同事个人履历上的译名“艾默蕾”，但给编辑改成了“艾茉莉”。我问同事对此有何意见，他说不介意，于是我也没坚持改回来。

        其实，中文里同音字那么多，我并不在乎“史奈德”给改成“史耐德”，“弗洛依德”变成了“弗洛伊德”，只要全书统一就好。尤其是碰上已有约定俗成的译名，如达文西、伽利略、达尔文等，我绝不会重新译成达芬奇、盖利里欧及达尔温。那样的标新立异，只会增加读者困扰，毫无意义。


然而，我也不接受太过乡愿的态度，说什么译名都无所谓。虽说译名无关乎译笔好坏，但一本书要是从头到尾出现的人名翻译，都用字怪异且发音不贴切的话，绝对让人看得难过。更不要说自己费心取的译名，给人顺手改了，那种不舒服的感觉，只有当事人知道；尤其是新改的译名反而不贴切时，更令人气恼。

编辑之所以会改动译名，通常倒不是不尊重译者，而是寻求内部的统一。据我所知，国内有规模的出版社，都内建有自己的一套专有名词译名表，碰上译者用了不一样的译名，就会自动更改。我的第一本科普译书里的译名，就是因为这个理由而被改动了许多。问题是，出版社的译名发音常不准确；例如我曾在同一本书里，发现 Muller 及 Mahler 这两个名字，都译成了“马勒”，是难以让人接受的。（经我指出后，该出版社从善如流，将 Muller 改译成“缪勒”。）

目前国内科普书的人名翻译，都以音译姓氏为主，名字通常不译。这种做法有其道理，因为西洋人名里，姓氏的变化多，名字的变化少，以姓氏作为人物身分代表，比较不会造成混淆。再来连名带姓译成中文，很容易就长达 5、6 个字或更多；占版面不说，干扰阅读是更大问题。

再来，西方人名虽然都以 26 个英文字母拼写，但其源头来自世界各地，发音可以差个十万八千里。因此，晓得一些德、法及西班牙文字母的基本发音，是必要的。不过，有些入籍已久的美国人，并不坚持其姓氏以母语发音；因此，不确定原文念法时，采英文发音是权宜之道。

还有，我们必须承认：以中文方块字来音译西洋拼音文字，不可能完全准确，因此存在变化空间（像“巴哈”与“巴赫”之争）。同时，我发现老一辈译者所用译名，与我们常用的也有些差异。譬如思果先生认为 White（怀特）应译成“华逸”或“瓦逸”，我想现在没有多少人会那样译。民初许多外文名词的音译，如今看来更是刺眼。
        
说了这么多，我真正关心的问题是：音译西洋人名是否有规矩可循？我认为是有的。我也相信，如果多数人能遵守一些基本的音译原则，多考虑一些类似的情况，将能减少许多不当的译名，而剩下一些多数人接受的通用译名，以及一些约定俗成的译名。


以下是我想到的一些简单音译原则及常见的误译：

1）D 与 T、B 与 P 要分：例如 Banting 是“班廷”不是“班定”；Pavlov 应是“帕甫洛夫”，不是“巴甫洛夫”；Pert 是“珀特”，不是“柏特”（应保留给Bert）；Parkinson 是“帕金森”，不是“巴金森”或“柏金森”。不过字尾的 ton 已习惯译成“顿”，不用“吞”，譬如“牛顿”（Newton）与“道尔顿”（Dalton）。

2）字尾 in/an 与 ing/ang 要分：以 n 为字尾的发音，相当于注音符号的ㄣ；以 ng 为字尾的名字，则发ㄥ或ㄤ音。所以 Turing 是“涂灵”，Turin 才是“涂林”；Starling 是“史达灵”，Stalin 才是“史达林”；Sherrington 是“薛灵顿”而非“谢林顿”。事实上，这个规矩在英译中文姓氏的时候，遵守的相当好，像“林”一定是 Lin、“凌”则译成 Ling；Chen 一定是“陈”，Cheng 则可能是“程”、“城”或“承”，甚至“郑”。

3）字头 Fl 或 Fr 与 Fo 或 For 要分：F 后头接 l 或 r 等子音，不宜译成“佛”或“法”，应译成“弗”、“福”或“富”，好比 Franklin 是“富兰克林”或“福兰克林”，不该是“法兰克林”（Pfaff 或 Pfaffman 才用“法”）；Freud、Fleming 应该是“弗洛伊德”及“弗莱明”，而非“佛洛伊德”及“佛莱明”。Foster、Folkman 及 Forssmann 才应该译成“佛斯特”、“佛克曼”及“佛斯曼”。

4）原文没有的音不要乱加：如 Cannon 应译成“坎能”，而非“坎农”（注），Holmes 是“侯姆斯”而非“霍姆斯”，因为两者中间都没有ㄨ的音。（不过最出名的 Sherlock Holmes 早给译成“福尔摩斯”，已经不必改了。）Menaker 不应译为“曼能克”，只能译成“曼内克”或“门内克”；Gardner 是“嘉（佳）德纳”，而非“葛登能”，因为两者都没有“能”的音（后者也没有“登”音）。

5）许多有问题的译音，是译者没有就其他情况多加考虑；譬如先前提过的 Muller，如果译成“马勒”，就与真正的 Mahler 相冲了。Muller 最好还是译成“穆勒”，把“缪勒”保留给 Mueller 或 Müller。还有 Trembley 有人译成“钱伯利”，不如“权伯利”为佳，“钱”应该保留给 Cheney（钱尼）及 Chambers（钱伯斯）。还有 Szent-Gyorgyi 是 Saint George 的匈牙利文拼法，就该译成“圣乔治”，而不必用拗口的“山特捷尔吉”或“山特乔奇”。


        译名虽属小道，自有可观者焉。总之，多注意外国人名的发音，多考虑各种不同外文拼法的译音，再参考上述简单规则，选用合适的汉字，不当的译名将可减少许多。



原载 2006 年 5 月号《科学月刊》“翻译阅读馆”专栏


注：坎能（Walter B. Cannon, 1871-1945）是著名美国生理学者，曾于 1935 年访华讲学三个月；北平协和医学院的同行给他取了个中文名字叫“肯恩”，取其“肯干、感恩”之意，不过与原音有点差别，也没多少人晓得。

白衣

望文生义的翻译
作者：潘震澤

这年头人人都懂点英文，也经常在两种文字间进行思想的转换；以英文为主要发表工具的自然科学工作者，更是如此。然而，许多人对原文的了解却不一定正确，其中多有“望文生义”的毛病；平日谈话间掉几句洋文，旁人看不出来，真正书诸笔墨，也就无所遁形。

譬如笔者审订过一本科普译书，原作者访问了许多科学家，也直接引用了他们的谈话。为求变化，作者使用了 observe、note、recount、muse 等英文字，其实都是“说”；然而译者却用了“观察”、“写道”、“回想”、“沉思”等字眼，可说是标准的望文生义（注一）。

还有 living will 这个词，网上有“生命遗嘱”、“生前遗嘱”、“生存遗嘱”、“生预嘱”及“生命意向书”等不同译法。按定义，living will 是某人在神志清醒时签署的意愿书，目的是签署人在重病末期、无法自行存活时，授权医护人员或代理人让其自然死亡，而不以人为方式延长生命；因此，living 在此是“活着”而非“生命”之意。至于 will 译成“遗嘱”也不尽正确，因为在用上这份文件时，签署人还没有死亡。因此，我以为译为“生存意愿书”或“生预嘱”较佳。

英文与中文有个重大的不同点，就是同一个英文字，可有许多不同涵义；有的意思还接近，有的则差了十万八千里。再加上有些字词在某些专业，还有不同的用法，外行人要是不小心查证，常会闹笑话。譬如有位编辑曾对下面这句话大作文章：“Indian cows will not let down and give milk unless they are stimulated by the presence of their calves.”，还引经据典，说 let down 是“躺下”或“放松”之意，其实不然。

雌性哺乳动物（包括人）在哺乳时，乳头受到刺激（幼儿吸吮或以手拉挤），引起催产素（oxytocin）这个荷尔蒙的分泌，造成乳腺外围的平滑肌收缩，将里头的乳汁射出；这个现象，就称作 let down。上面那句话的意思是说：“在给印度母牛挤奶时，小牛犊还得在一旁让母牛看到，乳汁才出得来。”当过母亲的都知道，单是听见婴儿的哭声，也会引起哺乳中妇女的乳汁射出；其中机制，就与母体接受各种感觉输入，引起催产素的反射分泌有关。

另一个有趣、且引起不少争议的英文字是 radical。这个字的原始字义是“属于或来自根部的”，衍生出来的字义则是“根本的”、“基本的”、“极端的”，以及“偏好在社会或经济结构上有根本或极端改变的人”。好比古尔德（Stephen J. Gould, 1941-2002）称达尔文为“知识改造者”（intellectual radical）；大幅切除病灶的手术称为 radical surgery（与中文的“根除、根治”相近）；数学里的开根号，像 X 的 n 次根，英文可用 X radical n 或 the nth root of X；化学反应中自成反应单位的原子或分子，称为 radical（基）；还有中文字的部首偏旁，英文也译成 radical。

不过，radical 在中文里最常见的翻译却是“激进的”，用作名词则是“激进份子”。按教育部国语辞典对“激进”一词的定义，是“思想、行为等较一般人偏激急进”，明显与英文 radical 的意义不同（像达尔文绝对称不上“激进份子”），但先入为主的观念，却让多数人看到 radical，想也不想就译为“激进”。我得承认，几年前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。头一次看到有人用“基进”一词，直觉上认为那是由注音输入法造成的错误；过了好一阵子，才接受“基进”的译法。

约定俗成的译名难以改变，不独“激进”为然，各行各业都找得到这样的例子。但我利用网上搜索引擎，发现“激进”一词有上百万条，“基进”则只有一万出头，差别有百倍之多。更有趣的是，我还发现有“理性激进”与“温和激进”的用法，显然想冲淡“激进”的“偏激性”；我想，要是能回归 radical 的本义，就不会有这种自相矛盾的用法。不过，以“基进”取代“激进”，只算是取巧的做法，大概达不到目的，还可能造成误解；个人倾向使用“根本的”、“基本的”、“改革派”、“极端份子”，或视上下文选择合适的用词，而不用“激进”或“基进”。

前面提过，化学反应中自成反应单位的原子或分子（如OH, NH4等），称为 radical（基），而带有不成对电子的元素或分子，则称 free radical，中文译成“自由基”。这类分子非常不稳定，寿命极短，很容易就与其他化合物产生反应。生物细胞在行氧化作用时，不可避免地会形成超氧化物及氢氧基等“反应性含氧群”（reactive oxygen species，一般译为“活性氧分子”，不怎么正确）；据信，这些反应性含氧群（都属于自由基）有可能伤及DNA、细胞膜等重要细胞组成，而引起发炎、老化，甚至细胞癌化等悲惨后果。许多打着健康食品的抗氧化剂，目标就是针对这些可能在体内肆虐的自由基（注二）。

伊安弗莱明（Ian Fleming）在 007 小说《霹雳弹》（Thunderball, 1961）一开场写道：M要詹姆斯庞德前往一家健康中心学习健康饮食之道，以清除体内毒素。1965 年的同名电影里对此并无多加着墨，但 1983 年重拍的《巡弋飞弹》（Never Say Never Again）中，编剧就加入了自由基一词。

片中M对庞德说：“你的问题是身体里有太多自由基了，那是你吃进太多的红肉及白面包所产生的毒素；这些自由基会破坏你的身体及大脑，你得把这些毒素给排掉。”当庞德走出M的办公室，M的秘书芒尼潘妮（Moneypenny）问庞德接了什么任务，庞德一语双关地说：“我要把所有自由基（在逃的极端份子）给清除掉。”（I’m to eliminate all free radicals.）于是芒尼潘妮一脸关心地说：“你要务必当心啊！詹姆斯。”（Do be careful, James.）

不少小说及电影里，都用上了一些科学新知及观念，可谓典型的寓教于乐，有机会还可以多谈谈。至于解决字词误译的毛病很简单，勤查辞典而已；特别是要查较为详尽的英英辞典，并多看几条定义，像上述 let down 的专门用法，辞典里也是有的。只要有点疑惑，就别怕麻烦，免得白纸黑字给人抓住把柄，后悔莫及。





原载 2006 年 2 月号《科学月刊》“翻译阅读馆”专栏



注一：这篇文章发表后，有人针对这一段提出批评，说我不懂修辞；我以为那是没看懂我的意思：“说”可以有各种说法，但绝不是“观察”、“写道”、“回想”与“沉思”。

注二：在此有个但书，多数自由基的作用以离体实验结果，或以人为方式引进活体为主，真正内生性自由基的危害有多大，仍不完全清楚，因此服用各种抗氧化剂的保健效果，也可存疑。

猪样年华

有实力:hug:

白衣

:)   潘震泽教授在台湾以翻译科普有关著作闻名遐迩，和我们这种非纯文学的译注近似，所以看他的文章是比较有感觉的

beta1

翻译绝对是门艺术，不仅要把语言学好，还要了解好当地的历史、文化、民俗、政治、宗教、经济、时尚、科学、等等等等，当然更要学好自己的母语，还要有作家的气质、诗人的情怀，OMG...，这些在我看来都是相当困难的，——我从初中起语文就一直不及格。。。

这个是好贴，先顶起，一会仔细看！！:)

[ 本帖最后由 beta1 于 2007-11-21 17:13 编辑 ]

Fred

反正我是懒的翻了~~~
:$