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僅如此,玻爾的模型更預測了一些新的譜線的存在,這些預言都很快為實驗物理學家們所證實。而在所謂“皮克林線系”(Pickering line series)的爭論中,玻爾更是以強有力的證據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。他的原子體系異常精確地說明了一些氦離子的光譜,準確性相比舊的方程,達到了令人驚歎的地步。而亨利?莫斯裏(我們前面提到過的年輕天才,可惜死在戰場上的那位元)關於X射線的工作,則進一步證實了原子有核模型的正確。人們現在已經知道,原子的化學性質,取決於它的核電荷數,而不是傳統認為的原子量。基於玻爾理論的電子殼層模型,也一步一步發展起來。只有幾個小困難需要解決,比如人們發現,氫原子的光譜並非一根線,而是可以分裂成許多譜線。這些效應在電磁場的參予下又變得更為古怪和明顯(關於這些現象,人們用所謂的“斯塔克效應”和“塞曼效應”來描述)。但是玻爾體系很快就予以了強有力的回擊,在爭取到愛因斯坦相對論的同盟軍以及假設電子具有更多的自由度(量子數)的條件下,玻爾和別的一些科學家如索末菲(A.Sommerfeld)證明,所有的這些現象,都可以順利地包容在玻爾的量子體系之內。雖然殘酷的世界大戰已經爆發,但是這絲毫也沒有阻擋科學在那個時期前進的偉大步伐。
當玻爾的原子還在泥潭中深陷苦於無法自拔的時候,新的革命已經在醞釀之中。這一次,革命者並非來自窮苦的無產階級大眾,而是出自一個顯赫的貴族家庭。路易士?維克托?皮雷?雷蒙?德?布羅意王子(Prince Louis Victor Pierre Raymond de Broglie)將為他那榮耀的家族歷史增添一份新的光輝。
“王子”(Prince,也有翻譯為“公子”的)這個爵位並非我們通常所理解的,是國王的兒子。事實上在爵位表裏,它的排名並不算高,而且似乎不見於英語世界。大致說來,它的地位要比“子爵”(Viscount)略低,而比“男爵”(Baron)略高。不過這只是因為路易士在家中並非老大而已,德布羅意家族的歷史悠久,他的祖先中出了許許多多的將軍、元帥、部長,曾經忠誠地在路易十四、路易十五、路易十六的麾下效勞。他們參加過波蘭王位繼承戰爭(1733-1735)、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(1740-1748)、七年戰爭(1756-1763)、美國獨立戰爭(1775-1782)、法國大革命(1789)、二月革命(1848),接受過弗蘭西斯二世(Francis II,神聖羅馬帝國皇帝,後來退位成為奧地利皇帝弗蘭西斯一世)以及路易?腓力(Louis Philippe,法國國王,史稱奧爾良公爵)的冊封,家族繼承著最高世襲身份的頭銜:公爵(法文Duc,相當於英語的Duke)。路易士?德布羅意的哥哥,莫里斯?德布羅意(Maurice de Broglie)便是第六代德布羅意公爵。1960年,當莫里斯去世以後,路易士終於從他哥哥那裏繼承了這個光榮稱號,成為第七位duc de Broglie。
當然,在那之前,路易士還是頂著王子的爵號。小路易士對歷史學表現出濃厚的興趣,他的祖父,Jacques Victor Albert, duc de Broglie,不但是一位政治家,曾于1873-1874年間當過法國總理,同時也是一位出色的歷史學家,尤其精于晚羅馬史,寫出過著作《羅馬教廷史》(Histoire de l'église et de l'empire romain)。小路易士在祖父的薰陶下,決定進入巴黎大學攻讀歷史。18歲那年(1910),他從大學畢業,然而卻沒有在歷史學領域進行更多的研究,因為他的興趣已經強烈地轉向物理方面。他的哥哥,莫里斯?德布羅意(第六代德布羅意公爵)是一位元著名的射線物理學家,路易士跟隨哥哥參加了1911年的布魯塞爾物理會議,他對科學的熱情被完全地激發出來,並立志把一生奉獻給這一令人激動的事業。
1925年4月,在美國紐約的貝爾電話實驗室,大衛遜(C.J.Davisson)和革末(L. H. Germer)在做一個有關電子的實驗。這個實驗的目的是什麼我們不得而知,但它牽涉到用一束電子流轟擊一塊金屬鎳(nickel)。實驗要求金屬的表面絕對純淨,所以大衛遜和革末把金屬放在一個真空的容器中,以確保沒有雜誌混入其中。
1919年,海森堡參予了鎮壓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的軍事行動,當然那時候他還只是個大男孩,把這當成一件好玩的事情而已。對他來說,更嚴肅的是在大學裏選擇一條怎樣的道路。當他進入慕尼克大學後,這種選擇便很現實地擺在他面前:是跟著林德曼(Ferdinand von Lindemann),一位著名的數學家學習數論呢,還是跟著索末非學習物理?海森堡終於選擇了後者,從而邁出了一個科學巨人的第一步。
牛頓最為人熟知的一句名言是這樣說的:“如果我看得更遠的話,那是因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”(If I have seen further it is by standing on ye shoulders of Giants)。這句話通常被用來讚歎牛頓的謙遜,但是從歷史上來看,這句話本身似乎沒有任何可以理解為謙遜的理由。
首先這句話不是原創。早在12世紀,伯納德(Bernard of Chartres,他是中世紀的哲學家,著名的法國沙特爾學校的校長)就說過:“Nos esse quasi nanos gigantium humeris insidientes”。這句拉丁文的意思就是說,我們都像坐在巨人肩膀上的矮子。這句話,如今還能在沙特爾市那著名的哥特式大教堂的窗戶上找到。從伯納德以來,至少有二三十個人在牛頓之前說過類似的話。